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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中产阶层成员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面对社会风险和公共问题往往会采取个人化的规避策略和替代方案，这既是主动选择也是无奈之举。中产阶层能否从维护自身权利走向关注“他者”的和普遍的公民权？“后院政治”是否有溢出效应？部分中产成员对此给出了肯定性答案。他们并不满足于维护好私人领域的“后院”，而是进入更大的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确立和维护“领地”的过程中，部分城市中产者权利意识的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拓展。中产阶层维权范围逐渐从所在小区扩大到地区和城市，关注点也从房产利益扩展到公共服务和环境等问题；其维权的组织化程度也在提高，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跨社区甚至跨城市的交流互助网络和平台。同时，中产阶层的权利意识也从保护物权和追求小区自治权扩展到一定的政治意识层面。一些地方出现少数中产业主积极参选社区居委会的现象，北京和深圳还一度出现个别业主自荐参选地方人大代表。

　　中产阶层偏好用法律和理性手段来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也在维权过程中推进了法治建设。在《物权法》向社会征求意见和随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过程中，中产业主中的积极分子通过提出意见建议、动员人大代表提案等多种参与途径，将部分合理诉求成功地纳入了相关法律。近年来不少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改（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消费者权益保护、政府信息公开等）也反映出国家对城市中产阶层关切焦点的积极回应。

　　对于城市中产成员而言，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类活动是走出私人领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优势，城市中产阶层对于环保、扶贫、救灾等领域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都比较高。同时，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志愿精神的部分中产阶层成员积极发起成立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区治理进而倡导公共政策，成为新兴“第三部门”的骨干力量。通过诸如“跑步募捐”等公益创新模式，中产阶层把对自身的关注和对弱者的关心巧妙地结合起来。国家也鼓励和支持中产阶层在公益事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将其参与行为引导到或限制在“安全地带”，通过乐鱼官方网站释放社会空间起到“减压阀”的作用。由于成本和风险不同，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在领域和程度上存在差异性，这既是中产阶层自身的理性选择，也是国家有意识引导或干预的结果。

　　概言之，中国中产阶层具有鲜明的城市属性，中产阶层的城市化和城市的中产阶级化紧密交织在一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后院”政治是城市中产阶层在城市生活领域建立、巩固和扩大自身“领地”的意识、策略和行为的集合。虽然“领地”意识并非为某个社会群体所独有，但的确在城市中产阶层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城市中产阶层的“后院”政治同时具有进步性和保守性。一方面，它有助于中产阶层建立内部认同和团结，并推动了基层民主、社区自治和地方公民权的发育；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促进了社会阶层边界和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当然，城市中产阶层并非是一个统一而稳定的整体，不同组成部分的差别还很大，在特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可能相反。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复杂的是城市中产阶层一方面追求的仅是自身的地方性公民权，其权利意识是以财产权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当中产阶层面对公共问题找到个人化替代方案之后其关注度会降低而变得迟钝，从初涉公共领域重新退回到私人空间。作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徒及其政策的受益者，城市中产阶层能否从保护专属领地转变为建设公共领域？能否超越自身利益局限与下层民众合作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这些问题还有待实践来回答。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6年12月刊，原题为：“‘后院’政治：城市中产阶层的‘领地’意识”，观察者网已获公众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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